红旗大队比我想象的还要穷。
姥姥家是三间土坯房，墙皮剥落得厉害，屋顶的茅草稀稀拉拉，下雨天肯定漏。
屋里除了一个炕、一张破桌、两个木箱，再没别的家具。
“委屈你了……”姥姥有些局促，“你妈当年回来，嫌这儿破，住一晚就走了。”
“不破。”我放下木箱，“有炕睡，有饭吃，就是家。”
姥姥眼圈又红了。
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是去大队部报到。
红旗大队的队长姓刘，五十来岁，黑红脸膛，说话嗓门大。
看了我的介绍信，他皱眉：“知青咋调我们这儿来了？我们队知青点早撤了。”
“我不住知青点。”我说，“住我姥姥家，跟社员一样出工。”
“那你工分怎么算？”
“该多少算多少。”我说，“我能干。”
刘队长打量我瘦巴巴的身板，显然不信，但也没多说什么，挥挥手：“行吧，明天上工。先跟妇女队下地拔草。”
回家的路上，我琢磨着今后的打算。
现在七月底，离高考恢复还有两年零三个月。
这段时间，我必须解决三件事：一是挣够口粮，不能全靠姥姥；二是找到复习资料；三是……避开可能的麻烦。
前世贾玉清是在1975年秋天上的工农兵大学，林薇清是1976年跟他搞在一起的。
这一世，没了我的“资助”，他们还能一帆风顺吗？
晚饭是玉米糊糊、咸菜疙瘩。姥姥把糊糊里的玉米碴都捞给我：“你吃稠的，姥姥喝稀的。”
“咱俩一人一半。”我把碗推回去。
正吃着，院门被敲响了。
门外站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短发齐耳，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端着个碗：“沈家婶子，听说您外孙女来了？家里刚烙的饼，给孩子尝尝。”
姥姥赶紧起身：“哎哟，李老师，这怎么好意思……”
李老师？
我跟着起身，目光落在她端碗的手上——手指关节粗大，掌心有厚茧，但指甲缝很干净，碗也刷得发白。
“这是我外孙女，沈玉兰。”姥姥介绍，“兰啊，这是咱们队小学的李淑珍老师。”
“李老师好。”我规规矩矩鞠躬。
李淑珍上下打量我，眼神温和：“听口音不是本地人？”
“陕北插队三年，刚调过来。”
“知青啊。”她点点头，把碗递给我，“拿着吧，刚烙的，还热乎。”
碗里是两张白面饼，虽然掺了玉米面，但在1975年的农村，已经是难得的细粮。
我没推辞，道了谢接过。
李淑珍没马上走，站在门口跟姥姥聊天：“沈家婶子，您外孙女来了正好。学校秋天要开扫盲班，正缺帮手，她要是愿意，下了工可以来帮帮忙，队里给记工分。”
我心里一动。
扫盲班？
“我愿意。”我抢在姥姥前面说，“李老师，我高中毕业，教认字、算数都行。”
李淑珍笑了：“那敢情好。不过……你不是知青吗？不想回城？”
“想。”我实话实说，“但我想靠自己的本事回去，不是靠嫁人。”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笑容更深了：“有志气。明天下了工，来学校找我。”
送走李淑珍，姥姥关上门，压低声音：“兰啊，李老师可是个能人。她男人原来是县高中的老师，前些年……没了。她一个人带俩孩子，还坚持办扫盲班，队里人都敬重她。”
我捏着还温热的饼，心里有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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