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到底还是把我的材料交上去了。
第四天上午，公社派了两个人下来，一男一女。
男的姓张，四十来岁，戴着黑框眼镜；
女的姓陈，三十出头，短发，看着很干练。
调查在小队部进行，分开谈话。
轮到我的时候，陈同志先开口：“沈玉兰同志，你材料里反映的情况，有证据吗？”
我把账本推过去：“这是贾玉清两年间从我这里借走的钱粮明细，每一笔都有时间、事由。
最大一笔是去年十月，他说母亲重病需要买药，借走二十块钱——那是我的全部积蓄。”
陈同志翻看着，眉头越皱越紧。
“关于推荐名额的事……”
“我只是听说他父亲在活动。”我语气平静，“但一个县教育局的普通干事，能让儿子在几百名知青中‘内定’返城名额，这本身就不正常。”
张同志推了推眼镜：“沈玉兰同志，你这是在质疑组织的公平性？”
“不。”我看着他，“我是在请求组织的公平性。”
屋里静了几秒。
陈同志又问：“你三年没回家，父母不想你吗？”
“想。”我实话实说，“但我不想用婚姻换回城资格。如果我靠嫁人回去，那我这辈子都会矮人一头。”
“可是小沈啊，”张同志语气缓和了些，“现实情况是，女知青想回城，婚嫁确实是条路。你今年二十一了，再等下去……”
“再等下去，就参加高考。”我打断他。
两个人都愣住了。
“高考？”陈同志重复，“高考都停了八年了。”
“会恢复的。”我说，声音很轻但坚定，“国家需要人才，不可能永远不考。”
这话说出去，我自己都心惊——现在是1975年，离高考恢复还有整整两年。说这种话，搞不好会被扣上“政治觉悟有问题”的帽子。
但陈同志没有反驳。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久到我手心开始冒汗。
“你高中成绩怎么样？”她突然问。
“毕业时全班第三。”我说，“语文、数学最好。下乡这三年，课本一直带着，有空就复习。”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谈话结束前，张同志突然问：“你那个对象……贾玉清同志，听说也是个好学的？”
“是。”我顿了顿，“所以他更应该凭真本事回城，而不是靠家里活动。这对他不公平，对其他知青也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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