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我销假上工。
手臂上的伤结了痂，像四条丑陋的蜈蚣。
队里人看我的眼神很复杂——同情、好奇、也有幸灾乐祸。
毕竟在1975年的农村，敢跟未来婆婆撕破脸的姑娘，实在太少见了。
贾玉清一直没露面。
听说他妈回去后就病了，他请假回县城照顾。
周晓梅偷偷告诉我：“贾玉清托人带话，说……说让你好自为之。”
我笑了。
真好。
他终于不装了。
上工间隙，我去大队部交了材料。
会计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接过时扫了一眼，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沈玉兰同志，你这个……”
“我只是实事求是反映情况。”我说，“至于怎么评定，相信组织会公平决定。”
他欲言又止，最后叹了口气：“你啊，太年轻，不懂事。”
是不懂事吗？
前世我太“懂事”了，懂得到死都没人记得我的名字。
下午收工时，队长叫住我。
“小沈啊，你那个申请……”他抽着旱烟，烟雾缭绕，“队里研究了，返城名额还是要看综合表现。贾玉清同志有文化优势，家里也确实困难……”
“队长。”我打断他，“我父亲工伤卧床，母亲有风湿，弟弟在部队生死未卜——算不算困难？”
他噎住了。
“我知道名额已经内定。”我笑了笑，“我也不为难您。我只请求一件事——把我交的材料，原封不动送到公社。如果公社也认为贾玉清同志更合适，我绝无怨言。”
队长盯着我看了很久。
最后，把烟杆在鞋底磕了磕。
“你这姑娘……跟你平时看起来不一样。”
是啊。
不一样了。
死过一次的人，怎么可能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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