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梅看我的眼神像看疯子：“沈玉兰，你……你真不打算跟贾玉清了？他可是咱们大队最有前途的知青，他爸是……”
“是县教育局的小干事。”我接过话，“所以呢？”
周晓梅被噎住了。
我合上木箱，把账本和课本单独拿出来，用旧布包好，塞进枕头底下。
“晓梅。”我转过身看着她，“我问你，如果你明明自己能考六十分，却非要跪着求别人施舍你五十九分——你贱不贱？”
她脸色涨红：“这怎么能一样？女人嫁人是第二次投胎……”
“那如果这次投胎投进猪圈呢？”我笑了，笑声干涩，“一辈子在泥里打滚，临了还要被宰了吃肉。”
外面上工的哨声又响了一遍，急促。
“快走吧，迟到要扣工分。”周晓梅拽我。
我挣开她的手：“我今天请假。”
“你疯了？请假这个月满勤奖就没了！”
“那就不要了。”
我重新躺回床上，拉过薄被盖住脸。
黑暗里，前世的一幕幕像老电影放映——
1980年，贾玉清大学毕业分配到县中学。我还在乡下，抱着发高烧的女儿走十里夜路去卫生所。
1985年，他评上讲师，带女学生回家“补课”。我在厨房剁饺子馅，菜刀砍进案板三厘米深。
1995年，他出轨林薇清的事终于瞒不住。我说离婚，他说：“沈玉兰，你离了我吃什么？你一个初中文化的家庭妇女，能干什么？”
2005年，他成为知名学者，采访里说：“我妻子是个善良但缺乏共同语言的人。”
直到我死的那天。
被子被猛地掀开。
周晓梅站在床边，气喘吁吁：“贾玉清他妈来了！在院门口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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