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女知青宿舍，周晓梅凑过来：“怎么样？贾玉清是不是跟你求婚了？”
我没说话，从床底拖出那个掉了漆的小木箱。
打开，最上层是几件打着补丁的衣服。下面压着一摞信，全是母亲写来的，每封都在催我“抓紧贾玉清这个文化人”。
我把信拿出来，一张张撕碎。
“你疯啦？”周晓梅惊呼，“那不是你妈……”
“从今天起，”我把碎片扔进灶膛，看着火舌卷上来，“她的话，我一句都不听了。”
箱底还有两本东西。
一本是1972年下乡时带来的高中课本，边角已经磨烂了。
另一本是我偷偷记了两年的日记——不，不是日记，是“账本”。
记录着贾玉清这两年从我这里“借”走的粮票、布票、钱。甚至还有他母亲生病时，我熬夜织毛衣卖钱寄过去的明细。
总共：粮票四十七斤半，布票八尺，现金六十三块二毛。
这在1975年，是一个普通知青两年的全部积蓄。
我抚摸着账本粗糙的封面，笑了。
还好，这一世我对他的付出，也就仅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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