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府的秋天来得早。八月才过中旬，城外的山峦已染上层层叠叠的黄与红，像一幅被随意泼洒的画卷。可这画卷并非全然诗意——山间梯田里的稻穗稀稀疏疏，不少田块干裂出龟背般的纹路，显然今年又是个歉收年。
沈砚到任已半月有余。
永昌府衙位于城东，是座三进院落，青砖灰瓦，比京城的衙门简朴得多。学政的公廨在西跨院，两间正房带个小天井，院中种着棵老槐树，树干粗壮，需两人合抱，树冠却已稀疏，露出几处枯枝。
这半月来，沈砚将府学上下走了个遍。永昌府学有学生八十余人，多是当地士绅子弟，也有少数寒门学子。学田二百亩，本该是府学的主要收入来源，可沈砚查了账目，发现实际入账的租子不到账面的一半。问起缘由，管事的学录支支吾吾，只说“年景不好，佃户拖欠”。
昨日午后，沈砚换了身寻常布衣，带着刚雇的本地书吏杨慎，出了府城，往南边的学田去。杨慎二十出头，是府学生员，因家境贫寒在衙门帮闲，人还算机灵，对本地情况也熟。
两人走了约莫十里，眼前出现一片稻田。稻子确实长得不好，穗子瘦小，叶子枯黄。田埂上，几个农人正弯腰除草，动作迟缓，像是使不出力气。
“老丈，”沈砚走到田边，对一个正歇息的老农拱拱手，“这田是府学的吧？”
老农抬起头，满脸皱纹像干裂的土地。他打量了沈砚几眼，见是读书人打扮，便有些拘谨地站起身：“是，是府学的田。”
“收成如何？”
“唉……”老农叹气，“大人看这稻子就知道了。今年春旱，入夏又少雨，能有三成收就不错了。”
沈砚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土质尚可，只是确实干燥。“佃租要交多少？”
老农的脸色变了变，看了旁边的杨慎一眼，欲言又止。
“老丈但说无妨。”沈砚温声道，“我是新来的府学学政，想了解实情。”
“学政大人？”老农一惊，连忙要跪。
沈砚扶住他：“不必多礼。说说佃租的事。”
老农犹豫片刻，压低声音：“大人，按契书，每亩交租一石二斗。可……可实际要交一石八斗。”
“多了六斗？”沈砚皱眉，“为何？”
“说是‘损耗’‘脚钱’。”老农苦笑，“收租的管事说，粮食从田里运到仓库，会有损耗；他们大老远来收租，要有脚钱。这些都要加在租子里。”
沈砚看向杨慎。杨慎低下头，小声道：“确有此事。不光府学的田，其他官田、民田，也都这么收。”
“朝廷可有明令加收这些？”沈砚问。
杨慎摇头。
沈砚站起身，望向远处的田埂。几个农人还在劳作，背脊弯成弓形，像随时会折断。他想起京城那些锦衣玉食的官员，想起周显府上那顿他唯一参加过的宴席——席上山珍海味，一道菜就够这些农人一家吃半年。
“去下一处看看。”他说。
两人又走了几里，来到一片山坡地。这里种的是玉米，长势更差，不少植株枯死在地里。田边搭着个窝棚，棚前坐着个妇人，正低头缝补衣服，身边两个三四岁的孩子，瘦得皮包骨头。
“大娘，”沈砚上前，“这地也是佃的？”
妇人抬起头，眼神麻木：“是，佃的王老爷的地。”
“王老爷？”
“就是府衙的王师爷。”杨慎在一旁低声道，“王师爷在城外有三百亩地，都是好田。”
沈砚看向妇人：“佃租多少？”
“每亩一石五斗。”妇人的声音干涩，“可今年这收成……怕是连种子都收不回。”
“那交不上租怎么办？”
妇人沉默了片刻，才说：“交不上……就得拿东西抵。去年隔壁老张家，交不上租，王老爷把他家的牛牵走了。牛没了，地更种不好，今年……听说全家逃荒去了。”
逃荒。这两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沈砚心里。
他蹲下身，看着妇人身边的孩子。两个孩子睁着大眼看他，眼神清澈，却空洞无物。大的那个伸出手，想摸他衣角，又缩了回去。
“孩子多大了？”沈砚轻声问。
“大的四岁，小的三岁。”妇人说，“他爹……去年修水渠，塌方，没了。”
沈砚说不出话。他从怀中摸出几文钱——这是早上出门时带的，本想路上买些吃食——塞到妇人手里：“给孩子买点吃的。”
妇人愣住了，随即要磕头。
沈砚扶住她，转身离开。
走出很远，他还能感觉到背后那两道目光，茫然，绝望，像这秋日干裂的土地。
“大人，”杨慎跟上来，小心翼翼地说，“这种事……永昌到处都是。不光王师爷，府衙里好些官吏都在城外有田，收租都是这个规矩。”
“知府大人呢？”沈砚问，“他不管？”
杨慎左右看看，压低声音：“知府大人……也有田。听说有五百亩，在城北，都是上等水田。”
沈砚停下脚步。夕阳西下，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投在土路上。路边的野草枯黄，在晚风中瑟瑟发抖。
他忽然想起徐阶送他离京时说的话：“到了地方，多看，多听，少说。”
现在他看到了，听到了。可少说？他做不到。
“回城。”他说。
两人回到府城时，天已擦黑。城门即将关闭，守门的兵丁认得杨慎，摆摆手放他们进去。城内街道狭窄，两旁店铺多已关门，只有几家客栈还亮着灯。
经过府衙门口时，沈砚看见衙门前围着几个人，正在争吵。一个穿着绸衫的中年男人，带着两个家丁，正指着跪在地上的老农骂：“欠租不交，还有理了？今天不把租子交齐，就送你去见官！”
老农连连磕头：“王管事，实在交不起啊……今年收成不好，家里都断粮三天了……”
“我管你断不断粮！”王管事一脚踹在老农肩上，“租子白纸黑字写着，交不上，就拿地抵！”
沈砚正要上前，杨慎拉住他：“大人，那是王师爷家的管事。王师爷在府衙经营多年，连知府大人都让他三分。您刚来，不宜……”
“不宜什么？”沈砚甩开他的手，走上前去。
王管事看见沈砚，愣了一下，随即认出是衙门新来的学政，便挤出笑容：“哟，沈大人，这么晚了还在外面？”
沈砚没理他，弯腰扶起老农：“老丈，怎么回事？”
老农看见沈砚身上的官服，吓得又要跪：“大人……小人……小人欠了王老爷的租子……”
“欠多少？”
“三石……三石二斗。”
“为何欠租？”
“今年……今年田里遭了虫灾，收成不到往年一半。交了租，全家就得饿死啊……”老农老泪纵横。
沈砚转向王管事：“这位老丈说的可是实情？”
王管事笑容僵了僵：“沈大人，佃租的事，契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收成不好，那是天灾，与王老爷何干？租子该交还得交。”
“若实在交不上呢？”
“交不上？”王管事冷笑，“那就按规矩办——要么拿地抵，要么送官。府衙的牢房，空位多的是。”
老农浑身发抖：“大人……小人不要坐牢……小人家还有老婆孩子……”
沈砚看着王管事那张油光满面的脸，又看看老农枯瘦如柴的手。他想起今日在田边看到的妇人孩子，想起那些枯死的庄稼，想起杨慎说的“永昌到处都是”。
一股火在胸腔里烧起来。
“王管事，”他的声音冷了下来，“按《大明律》，灾年减租，朝廷早有明令。今年永昌大旱，收成不到五成，你可知道？”
王管事脸色变了变：“沈大人，这是王老爷的私田，不是官田。私田的租子，官府管不着。”
“管不着？”沈砚上前一步，盯着他，“那我问你，王师爷身为府衙吏员，依律不得经商置产。他在城外的三百亩田，是如何来的？”
王管事脸色大变：“沈大人，这话可不能乱说！王老爷的田，那是祖产，是……”
“祖产？”沈砚打断他，“王师爷的祖籍在湖广，何来永昌的祖产？要不要我去查查地契，看看这些田是哪年过户的？”
王管事后退一步，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他没想到这个新来的学政，竟敢当面撕破脸。
周围已经围了些百姓，指指点点，低声议论。
沈砚从怀中掏出钱袋——里面是他这个月的俸禄，刚领不久——数出些碎银，递给老农：“这些，够交租吗？”
老农愣住了，不敢接。
“拿着。”沈砚将银子塞到他手里，“租子交上，剩下的买点粮食，别让孩子饿着。”
老农扑通跪倒，连连磕头：“谢大人！谢青天大老爷！”
王管事脸色铁青：“沈大人，你这是……”
“我怎么？”沈砚转身看他，目光如刀，“王管事，你回去告诉王师爷，就说我沈砚说的：天灾之年，逼租如逼命。若是闹出人命，朝廷追究下来，谁担得起？”
王管事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终究没敢说，带着家丁灰溜溜走了。
围观百姓散去，老农千恩万谢地离开。街道重归寂静，只有秋风卷起落叶，沙沙作响。
杨慎走到沈砚身边，声音发颤：“大人……您惹祸了。王师爷这人……睚眦必报。”
“我知道。”沈砚望着王管事离去的方向，“但我不能不问。”
他转身往学政公廨走去。夜色已深，街道两旁的窗户透出零星灯火，昏黄，微弱，像这偏远之地百姓的生活，艰难，却还在坚持。
回到公廨，沈砚点亮油灯，在书案前坐下。案上堆着府学的账册，还有他这半月来记录的见闻。他提起笔，想写些什么，却不知从何写起。
窗外传来打更声，二更了。
他放下笔，走到院中。老槐树的影子在地上摇晃，像是无数只挣扎的手。
今日所见，只是冰山一角。一个王师爷，就有三百亩田，收租如此苛刻。那知府呢？其他官吏呢？永昌一府七县，有多少百姓在重租下挣扎？
他想起在京城时，查漕运账目，以为那是天下最大的贪腐。现在才知道，真正的苛政，在民间，在田边，在那些瘦骨嶙峋的孩子眼中。
“大人，”杨慎不知何时跟了出来，站在廊下，“您早些歇息吧。”
沈砚没有回头：“杨慎，你在永昌长大，可知这地方为何如此穷困？”
杨慎沉默片刻，才说：“山多地少，土瘠民贫，这是其一。其二……官吏贪墨，赋税繁重。就说这府城，正经的田赋不过每亩三斗，可加上‘耗羡’‘脚钱’‘杂派’，实际要交一石多。百姓种一年地，交了租税，剩下的连糊口都不够。”
“朝廷知道吗？”
“知道又如何？”杨慎苦笑，“天高皇帝远，谁来管？历任知府，来了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待不了多久就调走了。像您这样，刚来就敢得罪王师爷的，小的还是头一次见。”
沈砚转过身，看着这个年轻的本地书吏：“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杨慎低下头：“小的……不敢说。”
“但说无妨。”
杨慎抬起头，眼中闪着复杂的光：“大人，永昌这地方，就像这棵老槐树。”他指了指院中的树，“看着枝繁叶茂，内里早就空了。您想修枝剪叶，恐怕……整棵树都会倒。”
“所以，就任由它空着？任由它倒？”
“小的不是这个意思。”杨慎急忙道，“只是……这事急不得。得慢慢来，得……讲究方法。”
方法。沈砚想起在京城，徐阶也说过类似的话。可他等不了，那些等米下锅的百姓等不了，那些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等不了。
“我知道了。”他说，“你去歇息吧。”
杨慎行了礼，退下了。
沈砚独自站在院中，望着夜空。永昌的夜空很清澈，星星比京城多得多，密密麻麻，像撒了一把银沙。
他想起离京前夜，苏清晏在烛光下的泪眼。想起她说的“我等你”。想起自己承诺的“三年”。
三年。他要活着回去，要回去娶她，要护她一生。
可现在，看着这满目疮痍的永昌，看着那些在苛政下挣扎的百姓，他忽然觉得，那个承诺，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沉重。
因为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仅是为自己而活，不仅为那个约定而活。
还为这些百姓，为这些他看到的、听到的、无法装作看不见的苦难。
夜风吹过，带来远处山野的气息，干燥，苦涩，像这片土地的味道。
沈砚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屋。
他重新在书案前坐下，提起笔，开始写。
不是奏疏，不是条陈，是日记。是他来永昌后，每天记录见闻的日记。
“八月十七，晴。出城视学田，见佃户困苦，租税繁重。有老农言，实际佃租比契书多六斗，谓之‘损耗’‘脚钱’。田边遇寡妇，夫亡子幼，生计无着。归途见王师爷家管事逼租，老农跪地哀求，如待宰羔羊。予代付租银，然此非长久之计……”
写到这里，他停笔。
长久之计是什么？上疏朝廷？弹劾知府？还是……像杨慎说的，慢慢来，讲究方法？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从今天起，他在永昌的日子，不会太平了。
窗外，老槐树的枯枝在风中摇晃，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哭泣，又像是叹息。
而永昌的夜，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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