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ay(5) { ["chapterid"]=> string(8) "43077355" ["articleid"]=> string(7) "6198825" ["chaptername"]=> string(7) "第7章" ["content"]=> string(2516) ",每天跟书稿、作者和deadline打交道,忙得脚不沾地。

我把林屿送我的木头钥匙扣串在包上,把那张速写夹在常用的笔记本里,却很少再主动给他发消息。

他偶尔会给我发邮件,用那种正式又疏离的口吻,讲他在德国的生活。

他说柏林的秋天风很大,建筑很有历史感,尤其是那些二战留下的弹痕,“像建筑的伤疤,却也是记忆的勋章”;他说他跟着导师做项目,去了很多欧洲的老城,“罗马的斗兽场、巴黎的圣母院,比课本上的图片震撼多了”;他说他很想念国内的食物,尤其是我给他点的那杯双倍糖奶茶,“这边的奶茶都跟刷锅水似的,一点甜味都没有”。

我会在周末的午后,坐在常去的咖啡馆里给他回信,写北京的变化,写我新认识的朋友,写我看的电影和书。

我刻意回避那些容易动情的话题,只分享客观的日常,像两个在平行时空里的笔友,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某种平衡。

有一次,他在邮件里说,柏林的美术馆有个中国电影展,他看到了《情书》,想起我们第一次在咖啡馆聊这部电影的场景。

“那时候你说博子很傻,明明知道藤井树不爱她,还一直执着。”

他写道,“现在我好像有点懂了,有些执着不是为了结果,是为了心里的那点念想。”

我看着邮件,眼泪掉在键盘上,晕开了屏幕上的字。

我何尝不是在执着?

执着地等着他回来,执着地相信他说的“不会忘”。

2021年夏天,我因为一个图书项目去上海出差。

在上海外滩的街头,我意外地遇到了林屿的大学同学,苏瑶。

她穿着精致的职业装,踩着高跟鞋,手里拎着个LV的包,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你是沈星吧?”

苏瑶很热情,上来就给了我一个拥抱,“林屿经常提起你,说你是他在北京认识的‘很有意思的朋友’。”

我们找了家靠窗的咖啡馆坐下,外滩的夜景在窗外铺展开来,黄浦江的游船亮着彩色的灯光,像一串流动的宝石。

苏瑶点了杯拿铁,搅着奶泡,笑着跟我聊起林屿在天津大学时的事——说他为了画一张建筑图纸,能在工作室熬三个通宵;说他总喜欢在宿舍楼下的银杏树下写生,冬天的时候会把画好的" ["create_time"]=> string(10) "1761538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