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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7) "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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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ng(2592) "是什么。
凶手是谁，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连指导员——迟玉坤。
昨天夜里，起夜的我，亲眼看见他用他那粗壮的手臂，捂着沂蒙的嘴，连拖带拽，把她拉进了远离宿舍区的那个巨大的麦秸垛后面。
沂蒙的挣扎像被困的小兽，喉咙里溢出半声短促而惊恐的尖叫，随即就被一只更粗粝的手掌死死掐断，只剩下呜呜的、令人心碎的闷响。
我当时就躲在几十米外废弃的风车架后面，手里死死攥着一把白天割豆子用的镰刀，冰冷的铁器硌得掌心生疼。
我能感觉到血液冲上头顶，四肢却一片冰凉。
我该冲出去的，我知道。
但我没有。
我不是怕死。
在那个瞬间，我脑子里像有一个冰冷的算盘，在飞速地计算：冲出去，凭着一股血气，或许能伤了迟玉坤，甚至可能杀了他。
然后呢？
然后我这个“杀人犯”会被枪毙，而宿舍里剩下的二十七个女知青，她们的前途、她们的档案，将会被永远烙上“知情不报”、“协同杀人”或者至少是“身处污秽环境”的黑色钢印，这辈子都别想干净地回城了。
我忍住了。
把嘴唇咬出了血，指甲抠进了风车腐朽的木架里，但我死死地蹲在原地，像一块冻结的石头，听着麦秸垛那边细微的、令人窒息的动静渐渐归于死寂。
此刻，看着眼前沂蒙冰冷的尸体，和无言的红舞鞋，那股被压抑的恐惧和愤怒，混合着巨大的愧疚，终于冲垮了理智。
我冲出门，从墙角抓起那把夜里防狼的镰刀——刀口还沾着泥泞和草屑——用尽全身力气，把它狠狠插进宿舍门前冻得硬邦邦的雪地里！
“噗嗤”一声，镰刀直没至柄，像插进一块巨大的、冰冷的肥肉。
这动作，带着一种自毁般的快意，仿佛插进的不是雪地，而是我自己的童年，我那早已支离破碎的过去。
1966年，上海。
那个同样冰冷的夏天。
父亲被剃了阴阳头，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铁牌，被人推搡着游街。
母亲，那个曾经在上海业余芭蕾舞团跳过《白毛女》的母亲，在最后时刻，把她珍藏的一只红舞鞋塞进我手里，漂亮的眼睛里是一片死灰后的决绝：“雪蔓，拿着它！
跳，拼命地跳，跳到巴黎去！
再也别回这个鬼地方！”
同年，母亲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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