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少！”王主任一口回绝，“你要是好好干活，别说十块，二十块也能赚着。要是你不给，司法所会强制你给，到时候你连工作都保不住！”
张强没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李建军松了口气，赶紧让王主任拿出离婚协议书，让张强签字——这是司法所提前准备好的，条款写得清清楚楚，包括抚养费、财产分割，确保刘桂兰和孩子的权益。
张强签完字，没敢多留，灰溜溜地走了。刘桂兰抱着孩子，看着他的背影，眼泪又掉了下来，却不是难过，是解脱。她转过身，对着李建军和兰英深深鞠了一躬：“谢谢你们……要是没有你们，我这辈子都别想出头了。”
兰英赶紧扶起她：“桂兰姐，不用谢，咱们都是女人，就该互相帮衬。等你把离婚手续办利索了，我就陪你去服装厂，王丽还等着跟你见面呢。”
李建军从布包里拿出那瓶碘伏，递给刘桂兰：“这是给你和孩子准备的，要是以后哪里不舒服，先消毒，再去卫生院。这个笔记本你收好，以后不管遇到啥问题，都记下来，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帮你想办法。”
刘桂兰接过碘伏和笔记本，紧紧抱在怀里，像是抱着救命的稻草。她打开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1983年11月15日，李主播和兰英妹子来帮我，张强同意离婚，我以后要好好过日子，养活孩子。”字写得歪歪扭扭，却透着股坚定的劲儿。
中午，刘桂兰非要留他们吃饭，煮了红薯粥，还炒了盘鸡蛋——这是她家里最好的东西。小宇不再怯生生的，拿着个红薯递给李建军：“叔叔，吃红薯，甜。”李建军接过红薯，咬了一口，甜得心里发暖。他“听”到刘桂兰的心声：“以后我要多做点好吃的给孩子，让他开开心心的，再也不让他受惊吓了。”
吃完饭，李建军和兰英要走了，刘桂兰抱着孩子送他们到村口。老槐树下，她指着远处的田埂说：“等春天来了，我就带着孩子去服装厂上班，王丽说厂里有宿舍，能住下我们娘俩。”她的脸上有了笑容，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
“好！”李建军笑着说，“等你上班了，要是想孩子了，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去看你。”
兰英也跟着说：“要是厂里缺啥，你跟我说，我给你寄过去。咱们以后常联系，像姐妹一样。”
自行车“叮铃铃”地响着，离开西河村时，李建军回头看了一眼，刘桂兰还站在老槐树下，抱着孩子朝他们挥手，阳光洒在她身上，像是给她镀了层金边。兰英靠在他背上，小声说：“你看，桂兰姐笑了，真好。”
“嗯，”李建军点头，心里满是踏实，“以后她会越来越好的，有工作，有孩子，不用再受委屈了。”
风里带着红薯的甜香，吹在脸上暖暖的。李建军想起刚重生时的迷茫，想起帮过的王丽、王小强、刘桂兰，想起兰英一直以来的支持，突然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比赚多少钱都有意义。他握着兜里的玩具麦克风，仿佛能听到刘桂兰心里的声音，满是希望和勇气，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恐惧。
回到家，李建军把刘桂兰的事跟赵父赵母说了，赵母笑着说：“你做得对，帮人就得帮到底，不能只帮一半。桂兰这孩子不容易，以后咱们多跟她联系，让她知道还有人惦记她。”
赵父也点了点头：“男人就得有担当，不光要顾好家，还要帮着身边的人。你现在做的，比当主播、赚大钱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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