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银行的木质柜台泛着旧时光的光泽，柜面上摆着的铁皮算盘“噼里啪啦”响，像是在数着日子里的烟火气。李建军攥着布兜的手有点发紧，布兜里装着国库券兑现单、君子兰转卖合同，还有电台半年的工资条——这些是他攒下的“家底”，今天要一起存进银行，看看能不能凑够那个在八十年代能让人眼红的数字。
“同志，麻烦您帮我算算，这些加起来一共多少。”李建军把一沓单据推到柜台里，对面的银行职员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梳着齐耳短发，戴着副黑框眼镜，接过单据时还笑着说：“又是你啊，李主播，上次你兑国库券我还有印象呢。”
姑娘麻利地翻着单据，算盘珠子拨得飞快：“国库券兑了三千二，君子兰卖给县城花店是四千五，电台工资攒了一千八，还有之前存的五百，加起来……”她顿了顿，又重新拨了一遍算盘，眼睛一下子亮了，抬头看着李建军，声音都提高了些：“一万零五十块！你这是……存够一万了？”
周围几个办业务的老乡都看了过来，有人还凑过来看单据，嘴里念叨着：“一万块？我的天，这可是万元户啊！”“李主播可真能耐，这才多久就攒这么多了！”
李建军的心脏“砰砰”跳，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他接过姑娘递来的存款单，上面“存款金额：10050元”的字样用蓝墨水写得工工整整，盖着银行的红印，烫得他指尖发麻。这不是重生前那个欠着二十多万债的落魄样了，他真的在八十年代，靠自己的手，挣出了一个“万元户”的家底。
“谢谢同志，”李建军把存款单小心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布兜，像是揣着块滚烫的烙铁，“我再存一年定期，利息能多点。”
“行！肯定给你算最高的利息！”姑娘笑着帮他办手续，眼神里满是佩服，“我们银行今年才碰到两个万元户，你是第二个，还是最年轻的！以后可得常来啊，有啥理财的事我跟你说。”
李建军笑着应了，转身走出银行。门口的阳光正好，照在他的“永久”自行车上，车把上的红布老虎被风吹得轻轻晃着。他跨上车，脚一蹬，自行车“叮铃铃”地响着，往村里的方向骑去——他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兰英，告诉爹娘，告诉所有盼着他好的人。
路上的风带着桂花的香味，是村里的桂花树开了。李建军骑得不快，脑子里全是兰英听到消息后的样子——她会不会像上次收到花布时那样哭，会不会笑着捶他的肩膀，会不会跟他一起盘算着盖新房子的事。他还想起上次晒粮时，兰英悄悄多干的活，想起她熬夜绣的喜帕，想起她总是把热乎的粥先端给他，心里暖得像揣了个小太阳。
到了村口，老远就看到兰英站在老榆树下，手里攥着个布包，里面是给李建军带的玉米饼——她知道今天李建军去银行，特意早起做的，还夹了点咸菜。看到李建军来，兰英赶紧跑过来：“咋样？存上了吗？够不够盖房子的钱？”
李建军跳下车，没说话，只是从布兜里掏出存款单，递到她手里。兰英展开一看，“10050元”几个字撞进眼里，她的手一下子抖了，玉米饼从布包里掉出来都没察觉，眼泪“唰”地就掉了下来，却笑着说：“你……你没骗我吧？这真是一万块？我们……我们成万元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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