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些人，是无法靠躲避就能幸免的。比如，睡在我旁边床铺的小梅。
她太怯懦了，像一只受惊后永远无法恢复的兔子。她的沉默里带着一种软弱的、引人欺凌的气质。铁头他们似乎认准了她。有一次放风，小梅一个人蹲在墙角看蚂蚁，铁头走过去，一脚碾碎了那片忙碌的蚁群，然后笑嘻嘻地看着小梅瞬间煞白的脸和涌上眼眶的泪水。小梅甚至连哭都不敢出声，只是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微微耸动。
我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紧了。我想起在刘主任家，我也是这样，默默承受，不敢反抗。一种物伤其类的悲哀和无力感攫住了我。我能做什么？冲上去阻止铁头？那只会引火烧身，让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欺凌的目标。在这里，同情心是奢侈品，自保才是第一要义。
最终，我只是默默地转过身，走到院子的另一边，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但小梅那压抑的、细微的啜泣声，却像一根针，扎在我的耳膜上，也扎在我的良心上。
这堂“课”告诉我，在这里，软弱本身就是一种罪过。
另一堂课，关于“希望”的脆弱与现实的冰冷。
福利院偶尔会有访客。有时是上面来的领导视察，有时是某些单位组织的“献爱心”活动。每当这时，院里会提前进行大扫除，饭菜也会比平时稍好一点。孩子们会被要求换上最干净的衣服（尽管依旧陈旧），脸上要尽量带上点“恰当”的笑容，不能太呆滞，也不能太热切。
那些来访者，带着好奇、怜悯，或者仅仅是完成任务的漠然，走过我们身边。他们会摸摸一些年纪小的孩子的头，分发一些铅笔、橡皮或者廉价的水果糖。那一刻，几乎所有孩子的眼睛里，都会燃起一种短暂的、渴望被关注的光。尤其是当有疑似领养意向的家庭出现时，那种无声的竞争和期盼，会像暗流一样在空气中涌动。
我曾亲眼看到一个叫小玲的女孩，因为一对看起来温和的夫妇多看了她几眼，并在离开时对她笑了笑，而整整兴奋了一个星期。她偷偷地把自己那条洗得发白的头绳换了又换，吃饭时坐得笔直，努力表现出最乖巧的样子。那一个星期，她眼里的光，亮得有些刺眼。
然而，那对夫妇再也没有出现过。
希望像被吹起的肥皂泡，升到最高点，然后“啪”地一声，碎裂无踪。小玲眼里的光，一点点黯淡下去，最终变得比之前更加空洞和麻木。她不再折腾那头绳，吃饭时重新佝偻起背，恢复了那种对一切都无所谓的神态。
这堂“课”告诉我，将希望寄托于他人的选择和怜悯，是多么的不可靠，甚至危险。那瞬间的拔高，只会让跌落时的疼痛更加剧烈。
我冷眼看着这一切，心里筑起的围墙越来越高。我不再去期盼那些虚无缥缈的访客和渺茫的领养机会。我的希望，只与枕头下那个旧挎包里的东西有关——那是我自己能掌控的、微薄而真实的力量。
然而，这堂“无声的课堂”里，也并非全是绝望和冰冷。
一天夜里，我因为口渴醒来，摸黑起来想去走廊尽头打水。经过小梅的床铺时，我听到她发出极其痛苦的、压抑的呻吟。我凑近一看，借着窗外微弱的月光，看到她蜷缩成一团，额头布满冷汗，脸色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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