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配到靠窗的一张下铺。床上只有一张薄薄的褥子和一床看起来并不厚实的被子。我将那个旧挎包小心翼翼地塞在枕头底下，然后坐在床沿，有些不知所措。
透过窗户上锈迹斑斑的铁栏杆，我能看到外面一小片被切割成方块的天空。天空是灰蓝色的，有几片云缓缓飘过。这里的天，和外面世界的天，是同一片天。但被这高高的围墙和冰冷的铁栏杆框住之后，它似乎也变得狭窄、压抑起来。
这里，就是我的新“地下室”吗？
一个更大、更规范、住着更多“同类”的……地下室。
没有刘主任家的药味和特定的压迫感，却有一种更庞大的、体制化的冷漠和一种……无声的竞争氛围。我从那些偶尔偷偷打量我们的、其他孩子的眼神里，能感觉到这一点。在这里，资源（或许是食物，或许是关注，或许是离开的机会）是有限的，需要去争，去抢。
傍晚，哨声响起，是吃饭的时间。我们被领着去了食堂。一个大房间里摆着长长的桌椅，孩子们排队打饭。食物很简单，几乎看不到油花的煮白菜，和一个杂面馒头。分量不多，刚刚够果腹。
我默默地吃着，味道谈不上好坏，只是维持生命的基本供给。周围很安静，只有餐具碰撞的细微声响和偶尔工作人员维持秩序的低喝。
晚上，躺在坚硬的铁架床上，听着房间里其他孩子轻微的鼾声、梦呓声，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哪个孩子的哭泣声，我久久无法入睡。
手悄悄伸到枕头下，摸着那个旧挎包，感受着里面那半个饼和四块一毛钱坚硬的轮廓。它们是我与过去、与外面世界唯一的、脆弱的连接，是我偷偷藏起来的、最后一点自主权。
我知道，从跨入这扇铁门开始，我的人生进入了又一个被定义的阶段——“孤儿”。
但我也知道，我身体里那股想要“离开”的力量，并未消失。它只是暂时蛰伏了起来，像一颗被埋在这片坚硬水泥地下的种子，等待着不知何时会降临的、渺茫的雨露和时机。
铁门内的天空很小，很灰。
但我还活着。
只要还活着，“第九十九次离开”的念头，就永远不会真正熄灭。
福利院的生活，像一架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刻板，带着一种消除个体特征的、冰冷的效率。清晨，尖锐的哨声划破黎明，代替了刘主任家那令人心悸的寂静或车站混乱的喧嚣。我们必须立刻起床，在规定时间内将单薄的被子叠成标准的方块，像房间里其他十几张床上那一模一样的、毫无生气的豆腐块。
然后是排队洗漱。长长的水泥槽边，挤满了睡眼惺忪、表情麻木的孩子。冷水泼在脸上，瞬间驱散了残存的睡意，也带来了刺骨的寒意。毛巾是公用的，粗糙得刮皮肤，带着一股永远也洗不掉的、淡淡的霉味。
在这里，我不再是“林晚”，甚至不再是那个刘主任家可以随意呵斥的“小工”。我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号，二十七。李干事在第一天就指着床头的铁牌，面无表情地告诉我：“记住你的编号，以后点名、领东西，都用这个。”
二十七。一个冰冷的数字。它抹去了我的名字，我的过去，将我简化成这个庞大机构中一个可以管理、可以统计的单元。当工作人员拿着名册，用毫无起伏的声调喊着“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时，我需要立刻喊“到”，声音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最初几次，我反应迟钝，或者声音哽咽，换来的是一道严厉的目光和“下次记好！”的呵斥。我很快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用一种不带感情的、条件反射般的声调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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