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有选择吗？
留在派出所？不可能。
说出真相，回到刘主任家或者母亲身边？那比去孤儿院更可怕。
似乎……只剩下这一条路了。
我死死咬住下唇，将几乎夺眶而出的眼泪逼了回去，用尽全身力气，极其轻微地点了点头。
阿姨松了口气，摸了摸我的头：“好孩子，明天早上就送你们过去。”
第二天，一辆印着“民政”字样的白色面包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连同我在内，一共三个孩子被送上了车。另外两个，一个是一直喃喃自语的男孩，另一个是和我一样沉默寡言、眼神怯懦的女孩。
车子驶出派出所大院，再次汇入省城繁忙的车流。我靠在车窗边，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街景。这一次，心情与逃出刘主任家时截然不同。那时虽然恐惧，但心怀奔向自由的希望。而此刻，前路是另一个被圈定的、名为“福利”的牢笼，心中只有一片认命般的、沉重的茫然。
车子开了很久，渐渐驶离了繁华的市区，周围的建筑变得低矮、稀疏，天空似乎也开阔了一些。最终，它在一个挂着“星州市儿童福利院”白底黑字牌子的院子大门前停了下来。
院子很大，四周是高高的、带着铁丝网的围墙。里面有几栋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灰扑扑的三四层楼房。铁门是深绿色的，厚重而冰冷，上面开着一扇小门。
一位穿着深蓝色工作服、表情严肃的中年女工作人员从小门里走出来，和司机交接了文件。她看了看我们三个，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我们身上扫过，最后落在我身上时，似乎在我还算干净的衣服上停留了一瞬，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程式化的淡漠。
“跟我进来吧。”她没什么感情地说了一句，转身推开小门。
我深吸了一口气，攥紧了那个依旧空瘪的旧挎包（里面现在只藏着那半个早已干硬的饼和分开放的四块一毛钱），低着头，跟在另外两个孩子后面，迈步跨过了那道门槛。
“哐当”一声，身后的小门被关上了。那声音不大，却像一把沉重的锁，在我身后落下。
门内，是另一个世界。
院子很空旷，地面是粗糙的水泥地，角落里放着一些陈旧、褪色的儿童滑梯和跷跷板。几个穿着统一、颜色灰暗衣服的孩子在远处面无表情地玩着，或者只是呆呆地坐着晒太阳。他们的眼神，大多缺乏这个年龄孩子应有的灵动和光彩，带着一种过早经历世事的麻木，或者小心翼翼的戒备。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消毒水味和一种……许多人集体生活所特有的、混杂的气味。一种无形的、压抑的秩序感，笼罩着整个空间。
那个严肃的女工作人员，后来我知道大家都叫她“李干事”，带着我们去了其中一栋楼。楼里光线昏暗，走廊又长又深，两侧是一扇扇紧闭的、漆成深绿色的房门。她推开其中一扇门，里面是一个大房间，摆放着十几张铁架床，床单被褥是统一的、洗得发白的颜色。
“你们暂时住在这里。床上有编号，对号入住。自己的东西放好。不准打架，不准吵闹，遵守院里的规矩，听到没有？”李干事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们三个像受惊的小鸡，连忙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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