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没有开往刘主任家的方向，也没有开往我记忆中那个城中村。它驶入了一个挂着国徽的、庄严肃穆的大院。派出所里的空气带着一股淡淡的墨水、灰尘和烟草混合的味道，电话铃声、交谈声、打字机的声音此起彼伏。这里的一切都秩序井然，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一个看起来像领导的中年警察再次询问了我的情况。我依旧保持沉默，只是反复机械地摇头。他们给我倒了一杯热水，我紧紧捧着那搪瓷缸子，感受着那一点微弱的暖意，却丝毫温暖不了我冰冷的心。
他们翻看了我的挎包，里面除了那半个用油纸包着的饼，空空如也。他们显然也注意到了我破旧的衣着和手上的冻疮、淤青。那个领导模样的警察眉头皱得更紧了，他低声对旁边的警察交代了几句。
最终，我没有被送往刘主任家，也没有被交给任何所谓的“家人”。我被带到了派出所后院一个独立的、看起来像是临时宿舍的房间。房间里摆放着几张简陋的铁架床，铺着统一的、洗得发白的床单被褥。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一个穿着类似护工衣服、面容和善的中年阿姨接待了我。她看到我的样子，眼里流露出同情，柔声说：“孩子，别怕，先在这里住下。这里是收容遣送站的分流点，我们会想办法联系你的家人，或者帮你找到去处。”
收容遣送站？
这个陌生的词汇，像另一个我听不懂的判决。
阿姨给我拿来了一套干净的、但同样陈旧的衣服，让我换下身上那件脏破的罩衫。她带我去了旁边的浴室，有温热的水！我已经记不清多久没有用热水洗过澡了。温热的水流冲刷在布满淤青和冻疮的身体上，带来一阵刺痛，却也带来一种近乎奢侈的、短暂的松弛。
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阿姨又给我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飘着几片青菜叶子和零星油花的面条。
看着那碗面条，我的眼泪再次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这不是施舍，不是交易，是一种……制度之下的、冰冷的“照顾”。它不带有任何个人情感，却实实在在地提供了生存所需的基本保障——庇护所、清洁和食物。
我坐在床沿，小口小口地吃着那碗面条。面条很软，汤很淡，但它是热的。它温暖了我冰冷的胃，也让我混乱、绝望的大脑，稍微清醒了一些。
这里，似乎暂时是安全的。没有刘主任的呵斥，没有母亲的算计，没有车站的寒冷和危险。但我知道，这种安全是暂时的，是悬浮的。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联系家人”或者“找到去处”。无论哪一条，都可能将我送回原点。
晚上，我躺在其中一张铁架床上。床板很硬，被子有股淡淡的霉味，但比起车站冰冷的地板和刘主任家那个吱呀作响的板凳，已经好了太多。房间里还有其他几个被收容的人，有走失的老人，有精神恍惚的女人，大家都沉默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共同的、被命运暂时收纳于此的茫然。
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泡。派出所的收容，像一声突如其来的号角，暂时中止了我亡命徒般的奔逃。它给了我喘息之机，却也把我推向了一个更加不确定的、被安排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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