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体系规模化与创新： 匠作营规模扩大三倍，下设枪炮、火药、船舶、器械等分坊。月产燧发枪能力稳定在六百支，并开始量产改进型击发枪（采用更可靠的雷汞击砧），定装弹药日产可达一万发。火炮铸造技术成熟，能稳定生产12磅、24磅的榴弹炮和加农炮，并试验性地铸造了两门威力巨大的68磅 攻城臼炮。林染墨医药局利用提纯技术，小批量生产纯度更高的消毒酒精和效果显著的奎宁提取物（抗疟疾），极大地降低了部队非战斗减员。
人才梯队完善与教育兴起： “兴业讲武堂”已培养四期共四百余名基层军官，充实到各营担任哨官、参谋。“虎穴少年营”规模扩大到五百人，刘永福、黄守忠、吴凤典等少年英才在文化、军事、格物各方面表现突出，开始参与模拟实战指挥。林染墨主持编撰的《兴业蒙学课本》和《常用字算速成》在控制区广泛推行，兴办蒙学堂过百所，开启民智，培养下一代。
经济基础雄厚，财政健康： 盐糖利润持续增长，年入白银估算超过三百万两。控制区农业连年丰收，商业税（远低于清廷厘金）收入可观。建立了初步的银票结算体系，内部流通顺畅。财政储备雄厚，可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一年以上。
至此，“兴业”已悄然成长为一个拥有近五百万实际控制人口、六万精锐战兵（含水师）、水陆并重、军工自给、通讯先进、教育萌芽、治理有效的强大割据政权，其根基之深厚、实力之强劲，远超清廷乃至任何外部势力的想象，如同一头蛰伏于西南群山中的巨兽，只待风云际会，便要咆哮而出。
随着“兴业”实力的隐性急剧膨胀，其与周边各方势力的关系也在动态调整中，暗流汹涌，危机与机遇并存。
与清廷的关系（貌合神离，暗控实权）：
表面的平静： 在北京的紫禁城看来，两广、云贵的奏折虽然时常提及“匪患”、“会党”，但似乎仍是疥癣之疾。道光皇帝和他的军机大臣们，主要精力仍放在鸦片战争后的赔款、黄河水患以及八旗、绿营的腐化问题上。对西南边陲，只要税收（虽然已大打折扣）还能收上来一些，地方官没有闹出无法收拾的大乱子，便采取“羁縻”、“安抚”的模糊政策。
暗地的控制： 然而，在这平静的水面下，是“兴业”触角惊人的延伸。从桂省开始，这种“隐形控制”已蔓延至滇、黔、粤西的边境州县。许多地方的知府、知县，其升迁罢黜，背后都有“兴业”枢机堂的影子；征收的钱粮，大部分流入了“兴业”的库房；绿营的调动布防，需看“兴业”驻当地代表的脸色。一种奇特的“双轨制”在运行：白天，衙门照常开堂，差役巡街；夜晚，“兴业”的联络官可能就在后堂与官员密谈。这种状态之所以能维持，一方面得益于“兴业”高超的政治手腕和银弹攻势，另一方面也因为清廷中枢的腐败无能、信息闭塞和对南方控制力的天然薄弱。
与洪杨（拜上帝会）的关系（密切关注，谨慎接触）：
黄玉昆（黄文）的深度潜伏：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黄玉昆已成功打入拜上帝会的核心圈层。他凭借其“客家书生”的学识和对“上帝教”教义富有“创见”的解读，不仅赢得了曾天养的信任，更引起了杨秀清的注意，甚至偶尔被召去参与高层教义研讨会。他传回的情报越来越具体和致命：洪秀全沉迷于宗教阐释，杨秀清实际掌控全局，萧朝贵（太平天国西王）的军事准备已接近完成，大量打造刀矛、火铳（多为劣质土铳），甚至偷偷购买粤省流出的洋铁打造铠甲。起事的核心领导层已明确，初步战略是北上攻取桂林，然后进入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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