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反应： 相对于洪杨的紧锣密鼓，清廷的反应显得迟钝而混乱。桂省巡抚郑祖琛确实向朝廷奏报了“浔州府桂平县等地，会匪拜上帝会聚众日多，形迹可疑，请旨剿抚”，但奏折在军机处被部分官员视为“地方官夸大其词，希图请饷”，且当时清廷正为鸦片战争后的赔款及东南海防焦头烂额，对粤西的“癣疥之疾”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只是谕令“严密查拿，毋使滋蔓”，未派重兵。而在滇省，因个旧锡锭被劫案，云贵总督确实加强了个旧矿区及通往桂省官道的巡防，但也主要归咎于“路匪猖獗”，并未将其与“兴业”这股新兴势力紧密联系起来。黔省的苗乱则被视作“苗疆惯常骚动”，由当地绿营自行处置。这种清廷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不畅、互相推诿、以及注意力被其他大事分散的状况，客观上为“兴业”和洪杨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列强动向： 西方列强的触角也敏锐地嗅到了中国南方的异常。法兰西（高卢鸡）驻穗城的领事正式向清廷 两广总督衙门提交照会，抗议其在安南的传教士和商人在海防、下龙湾一带受到“不明武装人员”的骚扰和威胁，要求清廷保护其利益，并暗示阮朝需履行条约义务（尽管此时尚未有正式条约）。这是法夷试图借机扩大在安南影响力的明显信号。与此同时，英吉利（约翰牛）的商船和测量船在北部湾和粤西沿海的活动也明显增加，似乎是在勘察航道、收集情报，对清廷控制力的减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李云峰站在“枢机堂”那幅巨大的地图前，手中的朱笔在桂平的位置上重重地敲击着。地图上，代表“兴业”渗透区域的浅红色标记正在五省范围内缓慢而坚定地蔓延，如同毛细血管在不断延伸。然而，桂平那个点，却仿佛一个不断聚集能量的风暴眼，散发着令人不安的气息。
“深耕方始，根基未固，而惊雷已迫在眉睫。”他放下朱笔，对身旁的石达开和林染墨沉声道，“洪杨若起，天下视线必将聚焦粤西。届时，我等的深耕行动，或将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是机遇，亦是空前挑战。”
他沉吟片刻，下达指令：“传令各方：一、继续坚定不移深耕农村，加速积粮、练兵、筑垒；二、严密监视洪杨动向，黄文处不惜代价获取更准确起事时间与计划；三、各线行动务必更加隐秘，避免与官军、洪杨发生不必要的正面冲突，积蓄力量，静观其变；四、加强与安南 阮朝边境官员及滇黔土司的联系，稳住周边。”
他望向窗外，暮色渐合，远山如黛。
“要来的，终究会来。我辈唯有未雨绸缪，方能在这即将到来的滔天巨浪中，寻得一线生机，乃至乘风破浪！”
三月的最后几天，就在这种高度紧张而又外松内紧的氛围中度过。宝华山下，春耕正忙，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然而，在这平静的表象之下，一场即将席卷南中国的历史巨变，已然进入了倒计时。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道光二十四年春至二十五年秋，这一年半的光阴，对“兴业”集团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段高速发展期。在“深耕沃土，布网四方”的战略指引下，这个新兴的势力如同春雨后的竹笋，在看似平静的地表之下，其根系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向着桂、滇、黔、川南、粤西南及安南北圻的广袤土壤疯狂蔓延、固本培元，悄然成长为一个枝繁叶茂的“隐形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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