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身，踱步道：“如今之势，于你而言，是危机，亦是契机。若能借此机会，将你这‘重实’的医道理念阐明清楚，让人信服，则不仅眼前危机可解，你日后推行诸般新政，阻力亦会大减。”
“请先生指点。”凌云虚心求教。
“你需要一场‘公论’。”杜谦断然道，“不能在私下议论，而要在光明正大的场合，与那些质疑者当面辩论，以理服人。同时，你需要更多的‘实’来支撑你的‘名’——不仅仅是张公子这一个病例。”
机会很快到来。在魏征的暗中推动下，一次由太常寺牵头、太医署和京师医药署主要官员参加的“医事咨议”在皇城旁的官署内举行。明面上是讨论疫情后的医政管理，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凌云及其疗法，将是无法回避的焦点。
会议当日，气氛凝重。太医署一方以署令和王医监为首，面色严肃；医药署这边，凌云坦然坐在副手位置，身旁是几位支持他的同僚。
果然，议题很快便引到了凌云的治疗方法上。王医监率先发难，引经据典，痛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孝道之理，以及“医者当以汤药调和为本，针石为辅，岂可妄动脏腑，行险侥幸”的医学正统。
凌云耐心听完，起身从容应答。他首先肯定了经典和成法的重要性，但随即话锋一转：
“王大人所言极是，医者确当谨慎。然，《内经》有云，‘善用针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亦强调针法之妙，在于通达气血，调和阴阳。晚辈所用长针，非为毁伤，实为引导。张公子之症，乃丹毒内陷，壅塞腑气，犹如河道淤塞，洪水泛滥。常规汤药，如杯水车薪，难以疏浚。晚辈以长针探路，强刺要穴，正如疏浚河道之铁钎，虽看似猛烈，实为开通壅滞、引导邪毒外出之必需手段。此乃‘急则治其标’之理，与经典并无相悖。”
他接着说道：“至于‘冒险’之说，晚辈不敢苟同。当时张公子脉象欲绝，腹胀如鼓，已是九死一生之局。坐以待毙是险，奋力一搏亦是险。医者父母心，岂能因畏避‘冒险’之名，而放弃挽救生命之‘实’？若如此，才是真正的失职！”
他环视在场众人，声音清朗：“晚辈以为，医道之正统，不在固守何种成法，而在能否真正解除病患之苦，挽救生灵之命。有效者，虽新亦可用；无效者，虽古亦当弃。若一味泥古不化，罔顾事实，则医学如何进步？百姓何以依托？”
一席话，有理有据，不卑不亢，既尊重传统，又强调实效。会场上一时寂静。许多原本中立或对凌云抱有同情心的官员，不禁微微颔首。
这时，另一位支持凌云的太医署官员也站出来，列举了凌云在疫情期间以及推行医药署新政中的诸多实效，证明其并非鲁莽妄为之辈。
王医监等人虽心有不甘，但在事实和逻辑面前，一时也难以找到更有力的反驳之词。
这场“名实之辩”，凌云虽未完全说服所有反对者，但成功地在大庭广众之下阐明了自已的医道理念，赢得了许多人的理解和尊重。经此一役，他那些“非常之法”的争议性依然存在，但已无人能否认其背后的严谨思考与卓著成效。
“凌氏医道”，以其鲜明的“重实”特色，正式登上了大唐医学的舞台，开始挑战并逐渐改变着这个时代对医学的认知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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