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朝廷整饬医事的步伐明显加快。不久，正式的诏令下达：设立“京师医药署”，隶属于太常寺，但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负责统筹管理长安城的医政、药材、疫病防治以及贫病救助等事宜。这与之前太医署主要负责宫廷和贵族医疗的职能形成了互补和部分重叠，其用意不言自明——要将医事管理的触角延伸到民间。
杜谦的预言成真。在酝酿医药署官员人选时，凌云的名字被多次提及。最终，在魏征等人的力荐下，凌云被正式任命为京师医药署的“丞”（副职长官之一），秩级虽不算很高，但职权颇重，主要负责“稽验方药、教授生员、巡疗坊市疾疫”。
这意味着，凌云年仅十余岁，便一跃成为了大唐帝国首都医疗管理体系的核心官员之一。消息传出，震动整个长安医药界。羡慕、嫉妒、质疑、期待……种种目光聚焦于这个年轻的“凌丞”身上。
任命下达之日，济世堂内一片欢腾。李掌柜老泪纵横，秦朗坚毅的脸上也露出了罕见的笑容。然而，凌云自己却异常平静。他深知，这个官职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和更复杂的斗争。
他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并非急于推出新政，而是深入调研。他带着医药署的属官，走访了长安城各区的医馆、药行，甚至深入贫民聚居的里坊，详细了解当前的医疗现状、药材价格、郎中水平以及百姓面临的看病难题。他倾听各方声音，从德高望重的老医师到街头摆摊的草泽郎中，从药行巨贾到贫苦病患。
调研的结果触目惊心：医疗资源极度不均，优质资源集中在城北富贵区域；药材价格虚高，假劣药材依然充斥市场；郎中水平参差不齐，庸医误人事件时有发生；贫苦百姓生病往往只能硬扛或求助于巫祝……
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凌云开始谨慎地推行他的改革计划，每一步都力求稳妥，既有现代管理的影子，又充分考虑了唐代的实际情况：
1. 建立档案与考核制度：他提议对在京行医的郎中进行初步的登记和考核，并非要取缔谁，而是为了掌握基本情况，并针对水平不足者提供培训机会。对于药行，则加强药材质量的抽检，建立“红黑榜”制度，公示诚信商家和问题商家。
2. 推广标准化与知识共享：他组织医药署内有经验的医官，结合疫情防治的经验，编写《京师常见疾病诊疗规范》和《应急防疫手册》，下发各坊正及主要医馆，旨在提高基层医疗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同时，定期在医药署内举办医学讲座，邀请各方名医（包括像孙思邈这样虽未任职但声望极高的大家）交流经验，促进学术共享。
3. 试点“惠民药局”：在几个贫困里坊试点设立官督民办的“惠民药局”，以成本价或略高于成本价销售基础药材和成药，并配备经过培训的坐堂医，为贫苦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经费由医药署补贴一部分，地方坊里筹措一部分。
4. 重视预防与公共卫生：他将疫病防控常态化，要求各坊定期上报公共卫生情况，并派员巡查指导饮水、垃圾处理等事宜。他甚至向朝廷上书，建议将一些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纳入地方官员的考课范围。
" ["create_time"]=> string(10) "1758932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