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ay(5) {
["chapterid"]=>
string(8) "41984716"
["articleid"]=>
string(7) "6000404"
["chaptername"]=>
string(8) "第12章"
["content"]=>
string(2596) "：“嗯……加也行。
就是慢点。”
她得到认可，低下头，更加卖力地跟那四个16较劲去了。
小脑袋一点一点的，嘴里念念有词，手指头不够用了，就差把脚趾头也搬上来。
我坐在旁边，像个看客，看她在那条弯弯绕绕的小路上吭哧吭哧地跋涉，而我熟知的那条名为“乘法”的高速公路就在旁边，我却不能一把将她拽上去。
这是一种新型的煎熬。
比直接否定她更磨人。
妻子端着水果盘进来，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景象：女儿趴在桌上跟算术死磕，她爹坐在旁边，眉头皱得比女儿还紧，一副憋得快内伤的样子。
“哟，今儿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妻子把果盘放下，调侃我，“李老师居然没亲自下场指导工作？”
我苦笑一下，没吭声。
小雅抬起头，鼻尖上都有点冒汗了，献宝似的把作业本推过来：“妈妈！
我算出来了！
64条腿腿！
爸爸说我对！”
妻子看了一眼她那密密麻麻的加法算式，又看看我那一脸复杂的表情，恍然大悟，冲我飞了个“你可算学乖了”的眼神，摸摸小雅的头：“真棒！
快吃水果。”
接下来的几天，我努力践行着我的“新角色”——一个人形古籍馆兼备用思路提供器。
她念“xié”，我绝不提“xiá”，但她如果好奇问起，我就翻出我那本旧词典，指给她看那个已经不作数的“旧读”。
她解数学题，我用我的方法速算一遍，在心里验算她那种“笨办法”的结果是否正确，但绝不说“你那样太慢”。
我发现自己开始分裂。
一个我，是那个被八十年代教育塑造、追求唯一正确答案、效率至上的李伟；另一个我，是努力理解这个鼓励发散、尊重过程、答案不再铁板一块的时代，并试图在其中找到一条缝隙能安放自己那点经验的父亲。
偶尔，也会有那么一点微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成就感。
比如她写作文，要求描写“我的家人”。
她写我：“我的爸爸很高，像一棵大树。
他懂得很多老知识，会告诉我‘斜’以前念‘xiá’，‘衰’以前念‘cuī’。
虽然考试不能用，但我觉得爸爸很厉害。”
老师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波浪线，旁边批了一个“好！”。
她把作文本拿给我"
["create_time"]=>
string(10) "17575453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