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明写得很慢，写几句就停住，好像在琢磨啥。后来他索性把笔一放，抬头看向杨素芬：“妈，我不光要认错，我还想申请赔偿那批残次线衣的损失。从工资里扣，扣到还清为止。”
杨素芬补袜子的手停了，抬眼看向他，眼里的冰好像化了点：“想通了？”
“想通了。”郑建明的声音还有点哑，“你说得对，自己的错得自己担。厂长要是还让我在打包车间干，我就每天多盯两个小时，绝不再出岔子。要是不让我干了……我就去蹬三轮车，总能把钱挣回来。”
杨素芬没说话，只是从灶台上端过那碗玉米粥，往他面前一推：“趁热喝。喝完了把检讨写完，明天一早我陪你去厂里——但我不说话，就站在车间门口等你。”
郑建明愣住了，随即眼眶一热，赶紧低下头喝粥，粥烫得他嗓子眼发疼，可心里却暖烘烘的。他知道，妈这是在用她的方式，给了他台阶下。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郑建明就揣着检讨去了针织厂。杨素芬跟在他身后，手里拎着个布包，里面装着郑美玲做的两个白面馒头。
厂长办公室的灯亮着，郑建明深吸一口气，刚要敲门，杨素芬忽然拽了拽他的胳膊，往他手里塞了个东西——是昨晚他捡的那半袋线头。
“把这个也带上。”她低声说，“跟厂长说，以后废料堆的线头，你包了，卖的钱交公。”
郑建明攥紧那袋线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他敲开办公室的门，走进去时，脚步比昨天稳了不知多少。
杨素芬没进去，就靠在车间门口的柱子上，看着里面的灯影。晨风吹起她鬓角的白发，她却觉得比昨天暖和多了。
她知道，这两巴掌没白扇。有些道理，光靠说的没用，得让他疼了，才能记在骨子里。
后来郑建明从办公室出来时，脸上带着点红，却不是挨打的那种。他走到杨素芬面前，咧开嘴笑了，露出两排白牙：“妈，厂长说……让我留着打包车间，还说要是这个月不出次品，就把扣的工资还给我一半。”
“那剩下的一半呢？”杨素芬问。
“我跟厂长说，不用还了，就当赔那批残次线衣的。”郑建明挠了挠后脑勺，那里还有点疼，“他还夸我有担当，说……说像我爹。”
杨素芬看着他眼里的光，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她别过头，往厂区外走：“走吧，回家吃早饭。美玲今天做了红薯粥。”
郑建明赶紧跟上去，亦步亦趋地跟在她身后，像小时候那样。阳光从厂房顶上爬出来，照在两人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紧紧挨在一起。
筒子楼里的人后来都说，郑建明自那以后像换了个人，上班再没出过次品，下班就去废料堆捡线头，攒够了就交公，连厂长都在大会上表扬他。只有杨素芬知道，那是两记后脑勺的巴掌，把他打醒了——醒得不算晚。
腊月初的风跟刀子似的，刮在脸上生疼。郑建华缩着脖子从学校溜回来，军绿色的棉袄敞着怀，里面的毛衣领口磨出了毛边，头发留得比厂里的女工还长，被风一吹像堆乱草。
他刚拐进筒子楼巷子，就看见两个陌生身影堵在楼梯口——男的穿着洗得发白的劳动布褂子，手里攥着顶旧棉帽，指关节冻得通红；女的围着条灰围巾，眼睛红肿得像核桃，一见他就直挺挺地冲过来，差点把他撞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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