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翠兰被杨素芬那记眼刀钉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
走廊里飘来机械厂特有的机油味，混着隔壁张家煤炉里窜出的烟火气，呛得人鼻子发酸，喉咙发苦。这就是筒子楼的日常，密不透风的楼道里。谁家做什么菜多放了盐。谁家婆娘外面和男人多说了话，被自己男人吼。整栋楼都听得一清二楚。
“你少拿眼神吓唬人！”王翠兰缓过劲，又开始嚷嚷，“要不是看在爸是机械厂正式工，铁饭碗！你一个纺织厂的临时工，能住进这筒子楼？早该卷铺盖回乡下了！”
这话像钥匙，猛地打开了杨素芬记忆里的锁。
郑国强，原主的男人，确实是这片区的“红人”。机械厂的锻工，八级工，走到那里别人都叫声郑师傅。本来八十年代的“正式工”，那就是金疙瘩——每月准时发工资，厂里发粮票、布票，逢年过节还有福利，就连分的这筒子楼单间，都是多少人眼红的体面。况且他还是师傅里的师傅，格外吃的开。
而原主杨素芬，在纺织厂当临时工。挡车、接线头，一天站八个小时，手指被纱线勒出一道道血痕，工资却只有正式工的六成，还没保障。丈夫在世时，她总觉得矮他一头，家里大小事都听他的；他走后，这“临时工”的身份，就成了儿子儿媳们拿捏她的把柄。仿佛她在家里永远都矮一等。
“铁饭碗是他挣的，”杨素芬开口，声音沙哑却稳，“不是给你们糟践他抚恤金的理由。”
王翠兰脸一僵。去年老二郑建军赌钱输了，偷偷摸走原主藏在床板下的抚恤金，这事原主知道了，杨老太也只敢夜里蒙着被子哭，一个人呆呆的出神。哪敢这么直愣愣地说出来？
“你……你别血口喷人！”王翠兰色厉内荏地跳脚，“谁动抚恤金了？那是我们替你存着！”
“存着？”杨素芬往前迈一步，逼得王翠兰后退撞到门框，“存到老二手里，变成牌桌上的筹码？还是存到老三兜里，给那些野女人买雪花膏？”
这话太狠，戳得王翠兰脸都白了。隔壁门帘“哗啦”掀开条缝，有人探头探脑地看。
“看啥看！”王翠兰对着门缝吼了一声，转回头却没了底气，“我……我不跟你这疯老婆子计较！”
她跺跺脚想走，却被杨素芬叫住：“站住。”
“干啥？”
“把昨天的玉米糊糊倒了。”杨素芬指了指屋里那碗结了皮的糊糊，“从今天起，我这屋的事，我自己管。”
王翠兰撇撇嘴，没敢再顶嘴，嘟囔着“批事儿真多”，转身噔噔噔跑了。
杨素芬关上门，打量这十来平米的小窝。一张木板床占了大半，靠墙摆着个掉漆的木柜，柜顶放着个相框，里面是原主和一个憨厚男人的合影——该是郑国强了，穿着工装，笑得一脸实在。
她走过去，拿起相框。照片上的杨素芬，那时还年轻些，眼神怯怯的，像株依附着大树的藤蔓。
“你护着的儿子，就是这么待你的？”她对着照片轻声说，指尖划过相框边缘的锈迹。
窗外，机械厂的汽笛声突然长鸣，震得窗户玻璃嗡嗡响。楼下传来自行车铃铛声，夹杂着工人下班的笑骂。八十年代的厂区，像台轰鸣的机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齿轮上转着。
而她这个“临时工”，就是被碾压在最底层的那个。
杨素芬放下相框，走到门口，刚拉开门，就撞见个留着长发的半大少年，叼着根没点燃的烟，正鬼鬼祟祟往她门缝里瞅。
是老四郑建华，原主记忆里最叛逆的一个，高中没念完就天天逃课，跟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
“看啥子？”杨素芬挑眉。
郑建华被抓个正着，也不慌，吊儿郎当地吹了声口哨：“哟，死老太婆醒了？我还以为你真的躺板板了呢。”
原主重男轻女，对四个儿子掏心掏肺，唯独对这个小儿子，是又怕又惯——怕他学坏，又舍不得真管教。
杨素芬却不吃这套，抬手就把他嘴里的烟卷抽了，扔在地上碾了碾：“学抽烟？用谁的钱买的？”
郑建华愣了，他从小跟原主顶嘴，她最多哭哭啼啼，从没动过他一根手指头。
“关你锤子事！”他梗着脖子吼。
“就关我的事。”杨素芬盯着他，眼神比刚才对王翠兰还冷，“你爸的抚恤金，是不是也有你的份？拿着死人的钱学坏，你脸呢？”
郑建华被噎得说不出话，涨红了脸，狠狠瞪了她一眼，转身跑了。
杨素芬看着他的背影，摸了摸自己这双布满薄茧的手。
临时工怎么了？铁饭碗的男人不在了又怎样？
从今天起，这筒子楼里的日子，得按她的规矩来。谁再想欺负到她头上，不管是白眼狼儿子，还是嚼舌根的媳妇，她这双扇赢过俄女日女的手，有的是办法治他们。
她深吸了一口带着机油味的空气，嘴角勾起一抹野劲十足的笑。这1985年的副本，有点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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