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虽然极大程度的提高了官员的行政效率，但是在古代这个官员一手遮天的时代，不少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自己的业绩，会采取极端手段。比如为了让自己的“账面数字”好看，往往会层层摊派、加派杂捐，甚至逼迫百姓提前缴纳。就像是后世有些公司为了业绩，年底拼命冲刺、滥竽充数一般。
结果是：一方面，财政收入和军费供应得以充盈；另一方面，基层百姓负担骤增，苦不堪言。
再加上张居正去世之后，朝廷内部党争再起，东林党人视其为“敛财酷吏”，群起而攻之。地方上那些曾被张居正压制的豪强大族，也趁机翻案，指责考成法的严苛与弊端。
于是，考成法虽在短期内收效显著，却也埋下了民间怨愤和吏治浮华的种子。终究，“成效”成了数字游戏，“政绩”成了门面文章。
然而，张居正毕竟看到了明朝财政与兵备的危机，以铁腕整饬，力图挽救颓势。这段历史，既是明代的写照，也是后世官僚体系永恒的困境——如何让考核不沦为表面文章？如何让吏治不成为百姓之灾？
朱由校听罢李邦华、方从哲的奏言，也不免陷入沉思。他知道，若要继承张居正之遗策，既要汲取考成法的长处，也要避免其激化矛盾的弊端。最要紧的，还是守住“为民请命”的初心，不使数字成为压榨百姓的刀。
朱由校沉吟片刻，指出了此政的弊端：
“考成法虽然有助于提高朝堂效率，却也有其流弊。地方官员为了考绩达标，往往铤而走险，搜刮民财，或虚报冒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导致这原本是为督促吏治、整肃朝纲的利器，反倒成了苛政横行、民不聊生的祸根。
“再者，考成法本意在于令吏治有章可循，按月考核、按年定功，六科给事中又时时督察。然因制度过于严苛，稍有差池，官员即有贬黜、罢斥之虞。久而久之，朝野上下，惟恐考成不合，遂生事功浮夸、报喜不报忧之风。政绩虽在纸面光鲜，实则掩盖民间疾苦，酿成了基层官吏的“数字政绩”，而非“民生政绩”。”
朱由校语声低沉，似自言自语：“考成法，犹如双刃之剑。若无良吏奉公，便是酷吏催科；若无圣主明察，便是粉饰功绩。然其初衷，仍为国计民生，不可全废。”
说到此处，朱由校转而看向两人，目光炯炯：
“朕近日思来想去，一直在想能不能既保住考成法的精义，又能消除他的弊端？这样就能使我大明钱粮有序，兵备无虞，百姓不苦，江山不摇。”
李邦华与方从哲闻言，面面相觑，竟是面色微变。二人俱是满朝才俊，自认博通典章、精通吏治，为官数十年，也未能洞察出考成法这等深弊。此刻被皇帝一语道破，心头皆是又惭又敬。
方从哲连忙躬身，语带钦佩：“陛下洞若观火，实非常人所及。臣方才只顾考成之利，未察其流弊，惭愧至极。”
李邦华亦拱手称是，眉宇间仍带几分惊讶：“陛下所言，直中利弊之本。臣等方觉考成法虽严，然若为数字所役，岂不失其本心？幸赖陛下高见，方得醒悟。”
这就是眼界的问题了，朱由校在后世饱经流量之毒，每天都有一群人试图教他掌控天下风云，掌握天下百艺，这张居正的考成法在后世不知道被翻来覆去研究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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