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ay(5) { ["chapterid"]=> string(8) "41104019" ["articleid"]=> string(7) "5826482" ["chaptername"]=> string(7) "第7章" ["content"]=> string(2632) "我“铁账先生”。

然树大招风,都统府某参领怀恨在心,密奏京师,诬我“私结兵心,图谋不轨”。

风声传来,我知大祸将至,然账册早已誊抄三份,一份存户部,一份藏于教会医院,一份交予英国领事馆副领事——此人曾与我论过借贷复利之法,略有私交。

我非卖国,实为自保。

若我突遭不测,账目曝光,牵连甚广,彼等亦难脱干系。

果然,某夜差役持令来拘,罪名“勾结洋人,扰乱军政”。

我坦然就缚,唯求带一箱账册。

狱中七日,未受刑讯,然知生死悬于一线。

幸而直隶总督袁世凯正推行新政,亟需整顿军务,闻此事后亲提案卷,细阅我所制“军需年报”,惊叹曰:“此等账目,二十年未见矣!”

遂下令释放,并调我入新建陆军,专司后勤审计。

自此,我投身新军改革。

袁公虽权谋深重,然治军严明,重实务,轻虚文,与我理念颇合。

我引入“借贷复式记账法”,设立“军需审计局”,推行“预算编制”与“决算审计”制度。

每季发布《军需公报》,公开各项支出,接受营官与兵代表质询。

更令人称奇者,我建议设立“士兵储蓄所”,允许兵丁将节余饷银存入,计息保管,以防赌博挥霍。

此举大得军心,新军凝聚力日增。

然我深知,账目清明仅是表象,国势衰微,根源在体制。

某夜,袁公召饮,酒至半酣,问曰:“君来自何方?

何以精于西算,明于理财?”

我笑而不答,只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今日之弱,因上下不通,政令不行。

若军政财权归一,赏罚分明,十年可强。”

袁公默然良久,叹曰:“君真国士也。”

光绪三十四年,帝崩,宣统即位,政局动荡。

我预感清室难久,遂悄然将历年账册、改革方案、外洋军购合同等重要文档,分批移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与香港友人。

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

我未随北洋军南征,而是悄然隐退,寓居天津英租界,更名换姓,以教书为生。

晚年常思,我以一介书吏,穿越乱世,未能挽狂澜于既倒,然至少使数万兵丁得见足饷,使百万军资不致尽入私囊。

账本虽小,却是国家命脉所系。

每一笔银钱,皆系士兵口粮、" ["create_time"]=> string(10) "1754699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