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丽让晓兰把剩下的布匹泡在大盆里，撒上碱面细细搓洗，晾到楼顶的铁丝上。
阳光透过布料的缝隙，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她看着那些蓝灰色的斜纹布在风里舒展，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与其自己熬得肩膀发麻，不如把缝纫的活儿分出去，她只管裁布、打版，反倒能多赶些货。
筒子楼的楼梯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过秀丽攥着牛皮纸包的纸样，先停在三楼李寡妇家门口。
门是旧三合板钉的，糊着的报纸早就泛黄卷边，她轻轻敲了敲，里头传来细碎的响动，半天才有人应：“谁呀？”
“是我，秀丽。”
门开了条缝，李寡妇探出头，头发用根断了的皮筋扎着，额前的碎发粘在汗津津的脸上。
她怀里抱着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男孩，是她六岁的儿子小石头，孩子正咳嗽，小脸憋得通红。
“杨大姐，您咋来了？”她声音发哑，眼里带着怯生生的慌——自打三年前男人在砖窑塌了后，她带着孩子就没在楼里挺直过腰杆，工头跑了，抚恤金没见着，日子过得像檐角的冰棱，看着透亮，一碰就碎。
杨秀丽没进门，直接把纸样展开：“我这儿有批喇叭裤的活儿，布料都裁好了，你帮我缝起来，一条给你一块五手工费，当天结。”
李寡妇的手猛地一抖，怀里的小石头被晃得咳嗽更厉害了。她盯着纸样上的裤脚弧度，嘴唇哆嗦着，半天没说出话。
一块五一条，她要是一天缝五条，就能挣七块五，够给小石头买止咳糖浆，还能买斤棒子面。前阵子孩子咳得直喘，她揣着攒了半个月的八毛七分钱去卫生院，医生说药钱都不够，她在墙角蹲到天黑，回来时眼睛肿得像桃。
“杨大姐……我……”她眼泪突然涌上来，怕滴在孩子脸上，赶紧仰起头，可泪珠还是顺着下巴往下掉，“您这是给我们娘俩指了条活路啊……”
“啥活路不活路的，你针线活细，我信得过。”杨秀丽把十条裁好的布料递过去，“先做这些，明儿我来取。孩子病着，别急，慢慢做。”
她又从兜里掏出三块钱，塞进李寡妇手里，“先给孩子抓药，不够再跟我说。”
李寡妇攥着钱，指节都泛白了，看着杨秀丽下楼的背影，突然对着门喊：“杨大姐，您放心，我连夜赶，保准针脚比尺子量的还匀！”
屋里，小石头迷迷糊糊问：“娘，谁呀？”她抹了把脸，声音里带着从未有过的亮堂：“是好人，娘能给你买药了。”
下了楼，杨秀丽拐进二楼东头，敲响了杨嫂子家的门。门“吱呀”开了，杨嫂子系着围裙迎出来，手里还拿着擦碗布：“刚念叨你呢，就来了！”
杨嫂子是楼里唯一能跟杨秀丽说上贴心话的人。
前几年杨秀丽愁家里开销，天天抹眼泪，是杨嫂子提着二两面过来，坐在炕沿跟她说：“日子是熬出来的，你手里有针线，就饿不着。”这话让她记到现在。
“给你家丫丫带了点东西。”杨秀丽把手里的布包递过去，里面是条刚做好的喇叭裤，湖蓝色的，裤脚镶着圈白边，还有两个红绒头花，是她特意去小商品市场挑的。
“你这是干啥！”杨嫂子嗔怪着，眼里却亮了，“丫丫昨天还跟我要喇叭裤呢，说学校文艺汇演要穿。”
正说着，梳着羊角辫的丫丫从里屋跑出来，看见喇叭裤，尖叫着扑过来：“娘！是喇叭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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