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好！”“老师早上好！”伴着清脆的一声声童音，孩子们陆陆续续到校了。
每个来上学的孩子走进学校第一件事，就是交给老师一截竹筒或一个鼓囊囊的百纳布袋子。竹筒是用山里到处可见的丛丛毛竹做成的，把长到碗口粗的毛竹伐断，按照竹节截成一段段的，然后在一截竹筒的其中一面钻个或大或小的孔洞，再用木棍塞上，就成了一件件就地取材的盛器，大人们多用来盛装米酒或谷酒，替代了山里头还觉得挺金贵挺稀罕的玻璃瓶子。那布袋子多半是用旧衣裤改制的，人们进山采山货时，腰里别着三四只这样的袋子，出山时把填得鼓囊囊的袋子打个结挂在脖子上驼着，倒也不影响两只手腾出来干别的事。袋子破了漏了，家里的堂客（南方许多地方对老婆不是喊“媳妇”，而是叫做“堂客”）就拿些旧布头缝缝补补，时间久了还真成了“百纳布袋” 。
竹筒里、布袋里装的都是大米或包谷粒。有的学生间或还带来一两条山里野物熏晒成的腊肉或风干肉，或者一把新鲜的青菜或干野菜、干蘑菇、干竹笋等山干货。老师惦算着今天来上学的孩子数，把大部分米或包谷粒倒进厢房灶屋那口大锅里，余剩下的就倒进旁边那口大缸里，再取一条腊肉切成薄薄的几十片也撒进去，加水烧火，待煮开后，再撤去旺火，让灶底的余烬慢慢地燃着煨焖。等到做完这些事，董慕林才洗净手并用毛巾擦一把脸，用手指当梳子略微整理一下头发，朝院里高喊一声“上课啦！”端着大半盒粉笔走进教室，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煮饭那会儿，老师像放鸭子那样听任翠儿这二十多个年龄参差不齐的山里孩子在院子里自由玩耍，“别只顾自己玩啊，大同学要照看好小同学。不准走出这院子！”
学校门口原有一座斗檐式的门楼，是早先修祠堂时搭建的，年代久远了变得残败，偶尔还会有油灰碎砖落下来，早些年“破四旧”那会儿，方家祠堂成了漠视外姓小户人的封建迷信的象征，早就废止了祭祀，村里更是拿不出钱来维修，老支书索性喊了几个人把门楼拆个一干二净，只留下那两根粗大的石柱像门神般“扶住”院墙。那两扇厚实平滑的门板也被弄到村部改成办公桌面，倒也给原本简陋不堪的村委会办公室添了连镇里的干部来了都夸赞气派的敞亮家什。现今学校院墙豁开一个空旷的门洞任凭出入，只是到入夜前才挡上一扇荆棘笆篱以防野物进出。
“同学们，上课啦！”董慕林站在墙上糊上水泥刷上掺着锅底灰的涂成的黑板前，清了清被柴烟燎过的嗓子说道。
别看学校简陋，课堂教学可是按部就班，董慕林丝毫不敢马虎。只不过为了节省几枝粉笔，他尽量不做板书，而是是讲课为主。
由于只有董慕林这么一个老师，方家墟小学的课堂教学不同于镇里和城里。虽说都是识字读书、数数算术，他却是先从第一排的孩子开始，教他们小学一年级的课；然后再教第二排的孩子二年级的课，一直到坐在第四排的学习四年级的课。翠儿就是这样从第一排往后逐年挪到了第四排。每天上课，她都会从一年级的课复习到三年级的课，最后才轮到学习老师讲的新课。虽说是一天下来，她学的新课也就是顶多一个钟头，可是老师的课讲得好，删繁就简抓住重点，而且时不时地在复习以前所学的东西，倒也不觉得有啥不好。董老师对于这种教法自嘲为“温故知新” ，后来长大了她才知道，老师这么教她们其实并不是什么独创的新鲜玩意儿，而是一种叫什么“复式教学法”的东西。
待到锅里的肉饭香味弥漫进教室里的时候，孩子们就知道上午的课快上完了。等到老师说一声“下课罗，去吃饭！”便欢叫着起身涌到灶旁，等着老师一个一个地为他们盛上饭，再在混杂着米香的苞谷饭上夹上两片浸出油来的肉和一筷子盐渍菜。那些盐渍泡菜是董慕林把孩子们的家长送来的干野菜、干蘑菇、干竹笋、自己晒的干豆角等用开水燎过洒上一把盐，放在隔水的甏坛里腌渍起来，有点儿酸酸咸咸的很是开胃下饭。等到老师像念经一样让他们背诵一遍“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之后，便一起捧着碗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下午一般不再上课。老师偶尔也会教学生们唱歌，除了《东方红》《健康歌》《我爱北京天安门》这些歌曲之外，董慕林还喜欢依据岭北岭南山歌的曲调，自己编一些歌词教给学生们唱。翠儿回家路上唱的那首山歌就是董老师自编的。只要是大晴天，学生们就在院子里玩踢毽子、跳绳、抓布袋、丢手绢、踢藤球等小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剩余的时间就是坐在教室里写作业。大山里拉不进电，除了村部有两盏晚上开大会时才派上用场的“吹不灭”气灯之外，家家户户点油灯和松柴的居多。“让他们回家写作业会伤眼睛，在课堂上把作业做完再回家。”老师如是说。
那作业本正面写完后再从反面写起，一本作业本要花好几角钱呢，连课本都是后排的孩子读完后再给前排那些更小的孩子接着用。刚上四年级那会儿，老师发给翠儿的语文书的封面皱巴巴的，不知道被用了多少年了，上面还歪歪扭扭写着山伢子的大名吴山伢。翠儿遇见他到家里串门，有点埋怨地说：“瞧你从小就不爱惜东西，把课本弄得脏兮兮的，让人恶心着呢。”